江城

这并不是一本关于中国的书，它只涉及一小段特定时期内中国的某个小地方。从地理和历史上看，涪陵都位于江河中游，所以人们有时很难看清她从何而来，又去往何处。

人无法两次踏上同一片河水，因为江河日下，
但当代人却可以两次踏上同一座江城，因为何伟（作者中文名）。
一个小城的故事，
一部中国人都未能体察的底层心态史，
在中国，一切坚固的都将灰飞湮没。
继《寻路中国》、《甲骨文》之后，
《消失中的江城》重新浮现。

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斯（Heraclitus）说：「人无法两次踏上同一片河水」，因为江河日下，水会流动，当下的时光也会消逝。但当代人却可以两次踏上同一座江城，因为何伟曾在扬子江上生活，费时两年书写四川涪陵。在幽缓的时光流程中，在变动剧烈的城乡景观内外，何伟依江而居，感受与学生和涪陵人相处的日常点滴，书写出一部连中国人自己都未能体察的心态史和底层故事。

1996年夏天，27岁的何伟抵达中国长江边上的一个小城：涪陵，以和平工作团（Peace Corps）的身分在当地的学院教两年的书。自1949年以来，当地人就未曾有过美国人在此生活的明确记忆，纵使何伟的姓名极为常见，但他仍是这座四川江城数一数二的外来陌生人。原以为这将是一个平静的两年，何伟却发现他闯入了一个与他的文化和个性全然不同的社会之中。

「这趟航程就像一个梦，梦里尽是安静的河流、满是迷迷糊糊入睡的乘客的舱房，以及从幽暗的长江升起的城市灯光。而涪陵就像一个暂时打断这场梦的地方。」——

内容简介

1996年8月底一个温热而清朗的夜晚，我从重庆出发，乘慢船，顺江而下来到涪陵。

涪陵没有铁路，历来是四川省的贫困地区，公路非常糟糕。去哪里你都得坐船，但多半你哪里也不会去。在随后的两年，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。

在这里，我有时是一个旁观者，有时又置身于当地的生活之中，这种亲疏结合的观察构成了我在四川停留两年的部分生活。

2001年，也就是这本书在美国出版的时候，一条通往重庆的高速公路通车了，一条铁路也正在修建之中，基本上再也没有人坐船去涪陵了。这座城市正在飞速发展着，在过去的二十年，那样一种转型变化的感觉——接二连三、冷酷无情、势不可挡——正是中国的本质特征。很难相信，这个国家曾经完全是另外一种模样，是19世纪西方人眼中“永远停滞的民族”。

2003年，三峡大坝一期完工后，不断上涨的江水将陆续淹没那些江畔之城，这多少令我有些伤感。而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，这正是不断变革的对应面：贫穷、烂路、慢船。

在1996年至1998年间，我学会了热爱涪陵。能再次回到长江上的感觉真好，哪怕它的旧时激流只存于我的记忆之中。

文摘

如果某位女子跟已婚男人有了风流韵事，人们会说那个女子“偷人”，或者“偷汉子”。但没有“偷女人”这个说法。如果单身男子跟已婚女人有染，人们会说这个女子“水性杨花”。同样，这个词语不会用来指称男人。因此，就连语言都在捍卫男人，使他们的率性而为不受任何指责。中文在其他很多方面更是显示出性别歧视。你如果想把某个女人臭骂一顿，可以骂她是“臭三八”，因为三月八号是国际妇女节。 […]总体上说，中国百分之六十六的农村劳动力由女性构成。社会学家认为，这种失衡现象正式女性自杀率高居不下——其中又主要发生在农村地区——的原因之一。农村的自杀现象很少因为贫困而引起，事实上，大多还发生在那些相对较为富裕和读书较多的农民身上。亚当的学生简奈尔就是这股潮流的经典案例：她不算穷，受教育机会远甚于其他农村女孩儿。但简奈尔的职业道路极有可能是回到家相当教书匠，对她这样聪明的人来说，这样的职业前景显得非常令人沮丧。我觉得，她对自己的潜力心知肚明，对自己暗淡的前景同样心知肚明：回到乡下当教书匠、早早地嫁人、生儿育女。到头来，她要么承受不了，要么全都承受。 […]跟中国人生活的诸多方面一样，女性的独立问题已经走到了转折点，但这个过程似乎尤其艰难。 由于受传统的集体思想的影响，每一件事情都变得更为复杂起来。我在涪陵生活的时间越长，也就越惊诧于他们对于个体的看法——在我看来，我在西方社会所见和四川所见之间最大的差异正在与此。对涪陵的人们而言，自我意识大多是外来的，你对自我的认识取决于别人对你的认识。儒学的目的跟这个不谋而合，它严格地根据她与身边每一个人的关系来定位她的角色：她是这个人的女儿、那个人的妻子，同时又是另一个人的母亲，每一个角色都有具体的责任义务。这对于维护社会和谐相当有用，但这样的和谐一旦打破，她就丧失了自我身份认同，因而很难再把那些东西聚合起来。 […]集体思维有可能是一种恶性循环——你个人…

作者简介